摘要
目的：以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ESTS）数据库样本为基础，评估行新辅助治疗的肺切除术后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和30天死亡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年7月至年12月31日来自ESTS数据库中的例行肺切除术的患者资料（（例行全肺切除和例行肺叶切除术）；其中例患者接受了新辅助治疗（9.7％）（例化疗，例放化疗）。为了纠正混杂因素，我们进行了倾向性病例匹配分析。根据是否行新辅助治疗分两组比较患者的术后结果（术后并发症和30天死亡率）。
结果：共有8.2％的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和20％的行全肺切除术患者接受了术前辅助治疗。肺叶切除术组：倾向性匹配分析产生了对接受或不接受术前辅助治疗的患者。其中，新辅助治疗组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例，16％vs例，12％，P0.），30天死亡率相似（71例，1.9％vs75例，2.0％，P=0.73）。两组之间的支气管胸膜瘘发生率和长时间漏气5天情况相似（新辅助治疗组：0.5％vs0.4％，P=0.87；9.2％vs9.9％，P=0.27）。全肺切除术组：倾向匹配分析得到对有或没有术前辅助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新辅助例，分别为21％和18％，P=0.），两组间的30天死亡率相似（新辅助治疗组为68例，分别为5.2％和5.3％，P=0.86）。两组之间支气管胸膜瘘的发生率也相似（新辅助治疗组为1.8％vs1.4％，P=0.44）。
结论：新辅助化疗不增加肺叶切除或全肺切除的围手术期风险，因此，对于局部晚期可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前言
对于可切除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我们通常建议采用多种方式治疗。比如新辅助化疗或联合放疗的新辅助化疗。与常规术后化疗相比，两种治疗方式可达到近乎相同的远期生存期望[1、2]。免疫治疗联合含铂类化疗药的治疗方式最近越来越火[3-5]，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治疗方式。但是，这种治疗方式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可能增加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因此，以现有大型多中心数据库数据为基础，进行术前辅助治疗和术后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以便在多学科讨论或与患者交流适当的治疗方式选择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以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ESTS）数据库样本为基础，评估行新辅助化疗的肺切除术后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和30天死亡率，。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年7月至年12月31日来自ESTS数据库中的例行肺切除术的患者资料（例全肺切除术和例肺叶切除术）。
该研究医院的相关审核部门的审查，被归类为服务类评估研究，不需要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ESTS在线数据库已于年7月开放招募。它是一个免费的自愿平台，旨在收集所有有关普胸外科手术的数据。可以通过数据库网站在线输入数据，也可以在自动变量匹配之后每年从该机构现有数据集中采集数据。目前，该数据库包含来自25个欧洲国家或地区的个单位提交的信息。参与ESTS机构认证计划的单位，仅审核ESTS数据库中的一小部分数据。变量和结果由STS-ESTS联合进行定义和标准化[6]。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新辅助疗法分别被编码为单纯化疗方案，单纯放射方案以及联合放化疗。此外，ESTS数据库还包含有关术中纵隔淋巴结采样分期的信息，有85％的肺叶切除术患者和81％的全肺切除术患者接受了至少1次肺叶间淋巴结清扫术。
数据分析
研究的主要结果是术后死亡率和心肺并发症，即在术后30天内或更长的时间（如果住院）出现心肺并发症或死亡。心肺并发症包括：呼吸衰竭，需要再次插管，长时间机械通气24小时，肺炎，需要支气管镜处理的肺不张，肺水肿，肺栓塞，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肺损伤（ALI），需要治疗的心律不齐，急性心肌缺血，急性心力衰竭，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和急性肾损伤。所有并发症均由STS-ESTS进行定义[6]。此外，我们还统计了肺叶切除术后延长漏气时间（漏气超过5天），以及肺叶切除术和全肺切除术后的肺气管胸膜瘘（BPF）发生率。
比较了采用（NEO）和不采用（非NEO）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的术后结果（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30天死亡率）。其中分别对行肺叶切除术患者和行全肺切除术患者进行了分析。出于分析目的，由于放化疗组患者较少，我们将单独接受新辅助化疗跟联合放疗的患者归为一类，但是在匹配之前先进行亚组分析，进行倾向性匹配分析以纠正可能的混杂因素。
倾向性得分可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而无需进行测算，测算数据包括ESTS数据库中存在的以下变量：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术后1s的预期呼气量，冠状动脉疾病（CAD），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体能活动评分，手术入路以及肿瘤及淋巴结病理分期。应用1：1邻近相似匹配，对数估计的合并标准偏差为0.20[7]。
使用标准差（％）评估组之间平衡性（10％和-10％表示平衡不充分），与P值相比，此方法相对更合适[8]。使用X2检验和配对卡方检验（McNemar’test）分别比较了两组内和两组之间的术后结果（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所有检验均使用Stata15.0统计软件（StataCorp，CollegeStation，TX，USA）进行。
结果
共有例患者接受了新辅助治疗（9.7％），包括了8.2％行肺叶切除术患者和20％行全肺切除术患者。
行肺叶切除术患者分析
个肺叶切除术患者中，共有例（8.2％）患者接受了术前辅助治疗。大多数患者接受单纯化疗治疗（例），例接受了放化疗。
表1显示了未进行匹配时行肺叶切除术之前接受和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的基线特征。
与未进行术前辅助治疗的患者相比，NEO组患者的70岁以上患者比例较低（17％vs32％，P0.0），术后1秒内用力呼气量期望值低于70％的患者比例较高（44％比39％，P0.0），CAD和脑血管病患者的比率较低（7.8％vs9.1％，P=0.）（2.5％vs3.4％，P=0.），女性比例较低（31％vs33％，P=0.），PS评分大于1的比例较高（8.2％vs7.1％，P=0.01）。只有7.7％的NEO组患者是通过微创完成手术的，而在非NEO组中这一比例为24％（P0.0）。NEO组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6％（vs14％，P0.0）。30天死亡率为1.9％，而非NEO组为2.1％（P=0.39）。NEO组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NEO例，16％vs非-NEO例，12％，P0.），但30天死亡率相似（NEO71，1.9％vs非-NEO75例，2.0％，P=0.73）。在两个匹配的组中，BPF和PAL5天的发生率也相似（发生率分别为0.5％vs.0.4％，P=0.87；9.2％vs.9.9％，P=0.27）。
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倾向匹配分析对有或未接受术前辅助治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
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非常吻合，匹配后发现，NEO组较少通过微创的方式进行手术（表2）。
NEO组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NEO例，16％vs非-NEO例，12％，P0.），但30天死亡率相似（NEO71，1.9％vs非-NEO75例，2.0％，P=0.73）。在两个匹配组中，BPF和PAL5天的发生率也相似（0.5％vs0.4％，P=0.87；9.2％vs9.9％，P=0.27）。
表3为每个匹配组中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鉴于微创手术方式的不平衡性，我们对所有患者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行变量调整，纳入术前辅助治疗，手术入路和倾向性评分作为独立变量。我们发现新辅助治疗与心肺并发症显着相关（P0.0），与死亡率无关（P=0.26）。开放手术（与电视胸腔镜手术比）与高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事件显着相关。
肺全切术后患者分析
例全肺切除术中，共有例患者接受了术前辅助治疗（20％）。大多数接受单纯化疗（例患者），而例接受放化疗。
NEO组年龄在70岁以上的患者比例较低（13％vs22％，P0.0），术后1秒内用力呼气量期望值低于70％的患者比例较高（69％vs63％），P0.0）。两组之间其他指标相似（表4）。
NEO组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率和30天死亡率分别为21％（vs20％，P=0.22）和5.2％（vs6.8％，P=0.）。
右全肺切除术后的总死亡率几乎是左全肺切除术的两倍（9.5％vs.4.7％，P0.0）。与左全肺切除术相比，接受术前辅助治疗的行右全肺切除术患者更多（22％vs19％，P=0.02）。在行术前辅助治疗的患者中，右全肺切除术后患者的死亡率是左全肺切除术后患者的2倍（7.4％vs3.6％，P=0.）。
同样，NEO组患者中右全肺切除术后BPF的发生率高于左全肺切除（2.8％vs1.2％，P=0.）与单纯化疗的患者相比，化疗联合放疗的患者心肺并发症发生率相似（25％vs20％，P=0.14），但是死亡率却高出两倍（8.9％vs4.5％，P=0.）。在这两个亚组的治疗组中，BPF率相似（放化疗2.8％vs化疗1.6％，P=0.26）。
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倾向性匹配分析对有或未接受术前辅助治疗全肺切除术的患者。两组的基线特征非常吻合（表5）。
与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治疗的患者心肺并发症的总发生率更高（NEO例，21％vs非NEO，18％，P=0.）。然而，配对组之间的30天死亡率相似（NEO68例，5.2％vs非NEO70，5.3％，P=0.86）。最后，两组之间BPF的发生率也相似（NEO为1.8％，非NEO为1.4％，P=0.44）。
表6为每个匹配组中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
讨论
背景和原理
国家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NCCN肿瘤临床实践指南。非小细胞肺癌。版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