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导读：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治压迫的过程，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1.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2.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3.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本文选自[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作为疾病的隐喻”一文，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排版：哲学小跟班。警告（CAUTION）此文略长，耐心阅读。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年1月16日—年12月28日，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著作主要有《激进意志的风格》、《反对阐释》、《论摄影》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他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关于苏珊·桑塔格》的采访视频，腾讯视频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我并不想描述移民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那一处境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象：不是描绘这一王国的实际地理状况，而是描绘有关国家特征的种种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01
两种疾病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地同样为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这就是结核病和癌症。结核病在十九世纪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象，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即一种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地是神秘的。只要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结核病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现在，轮到癌症来成为这种不通报一声就潜入身体的疾病，充当那种被认为是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将一直充当这个角色，直到有一天，像当初的结核病一样，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疗方法变得有效。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一八二七）中，男主人公的母亲拒绝说“结核病”，因为她担心一旦说出这个词，儿子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卡尔·梅宁格也发现（见其《活力平衡》）“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立刻）压垮的病人”。他作出这番评论，是为了支持在当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患者之所以找我们，是因为他们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丧气而又无能为力。”他接着说，“他们不想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标签，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梅宁格医生建议医生们不妨丢开“名称”和“标签”（“我们的作用是帮助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痛苦。”）——而这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医学的权威性。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他们所患之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即便对那些已获悉自己病情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家属也有顾虑，不想多谈。“人们并未明确告诉过我什么，”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两个月后，他死于该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隐瞒癌症病情的惯例甚至更为牢固。在法国和意大利，医生们仍坚持这一成规，即向癌症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却讳莫如深；医生们认为，除了那些极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承受不了真相（一位顶尖的法国肿瘤专家告诉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在美国——部分原因是医生们担心因治疗失当而招惹官司——如今对患者要坦率得多，但这医院在给门诊病人寄常规通知和账单时，却不在信封上注明寄信人，其假设的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患者的性爱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对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缄其口，也往往表现得极为谨慎。一九六六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因为这些事项一旦公之于众，就可能“无端侵犯个人隐私”。癌症是该条款提到的惟一一种疾病。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么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对癌症患者隐瞒其所患之病的性质的*策，反映出这一信条，即最好不要让将死之人知道他们将死的消息，所谓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是发生在我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睡眠状态时，那就最好不过。然而，当代对死亡的拒斥，并不能解释人们撒谎的程度，亦不能解释人们为何希望他人对自己撒谎；它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于下一次的病情发作，这就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死于癌症。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病情：患心脏病没有什么丢人的。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是（或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祥、可恶、令人反感。心脏病意味着身体机能的衰弱、紊乱和丧失；它不会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它与当初围绕结核病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无关。从加之于结核病和癌症之上的这些隐喻，可以看出一类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令人恐惧的隐喻的实施过程。02
在结核病和癌症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它们的隐喻性使用是交叉的和重叠的。据《牛津英语辞典》，“consumption”（消耗）一词最早被当作肺结核同义词使用的时间，可追溯到一三九八年（特里维萨的约翰说：“当气血亏损时，随之而来的便是肺痨和衰弱。”）。不过，对癌症的前现代理解也引发了“消耗”这一观念。《牛津英语辞典》收录了癌症的早期修辞性定义，即“任何缓慢地、悄悄地侵蚀、损伤、腐蚀和消耗身体的疾病”（托马斯·佩内尔于一五二八年写道：“瘤子是侵吞身体各部分的阴郁的脓肿。”）。癌症最早的描述性定义把癌症说成是瘤子、疙瘩或者肿块，而对癌症的命名——来自希腊语的karkinos和拉丁语的cancer，其意都是crab（“蟹”）——据盖伦说，灵感来自肿瘤暴露在外的肿大血管与蟹爪酷似，而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转移性疾病的活动状态类似于蟹的爬行或移动。但词源学显示，结核病也曾一度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突起：结核病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tūberculum，为tūber，bump，swelling的小词——意思是指病态肿胀、肿块、突起或瘤子。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创立细胞病理学的鲁道夫·菲尔绍认为结核是瘤子。因而，从古代末期一直到不久以前，结核病——从类型上说——就是癌症。像结核病一样，癌症也被描述为身体被消耗的过程。直到细胞病理学创立后，才出现关于这两种疾病的现代定义。只有借助显微镜，才可能掌握癌症的区别性特征，知道它是一种细胞活动，并不一定显现为外部的或甚至明显的肿块（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白血病一直未被当作癌症）。直到一八八二年之后，即结核病被发现是一种细菌感染之后，才可能把癌症从结核病中区分开来。医学思维的这些进展，使有关这两种疾病的那些主要隐喻真正区别开来，大部分还形成了对照。至此，有关癌症的现代幻象才得以开始形成——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这一有关癌症的幻象陆续承继了当初为结核病幻象所戏剧化了的大部分问题，但看待这两种疾病及其症状的方式却非常不同，差不多是对立的。结核病被视为某个器官的病，即肺部的病，而癌症却被视为一种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器官的病，其发病的范围可以是全身。结核病被视为症状对比极为突出的病：苍白与潮红，一会儿亢奋，一会儿疲乏。该病的阵发性过程可从咳嗽这个被认为是结核病的典型症状中看出来。患者痛苦地咳完后，又疲乏地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缓过气来，正常呼吸；然后，又咳开了。癌症却是一种增生性的疾病（有时能看得见，但更典型地是潜伏在体内），是那种反常的、最终导致死亡的增生，一种可被测量到的持续而平稳的增生。尽管有时候肿瘤的增长可以被遏制（缓解），但癌症并不带来那种据认为是结核病特征的矛盾行为的对比——亢奋的举止、热情的顺从。结核病人只是有时会显得苍白，但癌症患者的苍白却始终不变。结核病使身体变得“透明”。作为标准的诊断手段，X光使人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内部，通常是第一次看到——身体对自己变得透明了。很早以来，结核病就一直被认为有大量的可见症状（逐渐消瘦、咳嗽、疲乏、发烧），也可能会戏剧性地突然显现出来（手帕上的血），但对癌症来说，颇为典型的是，主要的症状都被认为是不可见的——直到癌症晚期，症状才显露出来，而这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癌症这种疾病通常是偶然间发现的，或是在例行的身体检查中被查出来的，它可以在不显示任何可见症状的情况下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人们只好把这个不透明的身体带到专家那儿，看看里面是否藏有癌瘤。患者所不能肯定的事，专家可以通过对从患者身体组织切下的切片进行分析来确定。结核病患者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X光片，或者甚至自己保存它们：《魔山》中那个疗养院里的患者们将他们的X光片揣在胸前的口袋里，带着四处走动。癌症患者则看不到他们的切片检查结果。结核病曾经——至今也仍然——被认为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增、性欲旺盛。在《魔山》中，对结核病患者进行食物疗法的一部分，是安排第二顿早餐，而患者们吃得津津有味。癌症却被认为严重削弱了患者的活力，使他变得食欲不振，或者毫无食欲。结核病被想象成能够催发性欲，并且能产生一种超凡的诱惑力。癌症却被认为是减退性欲的。结核病有这样的特点，即它的许多症状都是假象——例如表现出来的活力不过来自虚弱，脸上的潮红看起来像是健康的标志，其实来自发烧，而活力的突然高涨可能只是死亡的前兆（能量的这种喷涌总的说来是自毁的，而且也是毁人的：想想多克·霍利迪这个老西部传说吧，那个患结核病的枪手因疾病的痛苦折磨而失去了道德约束）。癌症的症状却非假象。结核病是分解性的，发热性的和流失性的；它是一种体液病——身体变成痰、黏液、唾沫，直至最终变成血，同时也是一种气体病，是一种需要更新鲜空气的病。癌症却是蜕化性的，身体组织蜕变成硬物。艾丽丝·詹姆斯一八九二年死于癌症，在前一年所写的日记里，她谈到了“我乳房里的这种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但这种肿块是活的，是一个有自己意志的胎状物。诺瓦利斯在一七九八年前后为自己的百科全书项目所撰写的条目中，把癌瘤与坏疽一起定义为“发育成熟的寄生物——它们生长，它们被繁殖，亦自我繁殖，有其自身结构、分泌物和食物”。癌症是恶魔般的妊娠。当圣哲罗姆写下“那个腹部隆起的人孕育着自己的死亡”这句话时，一定是想到了癌症。尽管结核病和癌症这两种疾病都表现为身体消瘦的过程，但结核病引起的体重减轻被认为大大不同于癌症引起的体重减轻。对结核病而言，患者是“被消耗掉的”，是被燃烧掉的，而对癌症来说，患者是被外来细胞“侵入”的，这些细胞大量繁殖，造成了身体机能的退化和障碍。癌症患者“枯萎”（艾丽丝·詹姆斯语）或者“萎缩”（威尔海姆·赖希语）。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在英语和法语中，描绘肺疹时，都有“疾跑（gallop)的说法。癌症与其说与节奏有关，还不如说是分阶段的:它(最终)是“有终点的”。癌症缓慢地、神不知*不觉地活动着:讣告中的标准委婉用语是说某人“久病不愈，磕然长逝”。对癌症特征的每一种描绘，都谈到它是缓慢的，因而它最初是被当作隐喻使用的。韦克利夫在一三八二年写道(自译《新约全书·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7节中一段话的译文):“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证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匾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腌溅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希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的结核病人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举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冶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结核病的治疗要应对的是食欲增加，而癌症的治疗却要应对食欲不振和缺乏食欲。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唉，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改变环境，被认为有助于结核病人的治疗，病人甚至能因此康复。有一种观点认为，结核病是一种湿病，是在潮湿昏暗的城市里产生的病。身体内部变得潮湿(“肺里有湿气”是一种常用的说法)，必须弄干。医生们建议病人去那些地势高、空气干燥的地方—大山、沙漠。但对癌症患者来说，即使改变环境，也被认为毫无助益。战斗发生在一个人身体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定，或许，环境中存在着某种致癌的东西。一旦患上癌症，患者就不可能通过迁到更好的(这就是说，不那么有致癌性的)环境来逆转癌症病情或治愈癌症。结核病被认为相对来说不那么痛苦。癌症却一律被认为是苦不堪言的。结核病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而癌症却被认为提供了一种骇人的痛楚的死法。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十九世纪文学中充满了对结核病患者的那种几乎不显示任何症状、不使人觉得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死的描写，尤其是那些死于结核病的年轻人，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董贝父子》中董贝的儿子保罗以及《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斯迈克，而狄更斯则把结核病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就其更大的方面而言……心灵与肉体的这种搏斗如此一步步展开，如此平静，如此庄严，而其结局又是如此确定无疑，以致肉体部分一天天、一点点地耗费、凋零，而精神却因身体负担的变轻而越发变得轻盈、欣悦……”请对比一下结核病人崇高的、平静的死与托马斯·沃尔夫《时间与河流》中尤金·冈特的父亲以及伯格曼的电影《哭泣与耳语》中的妹妹这些癌症患者的卑贱、痛苦的死。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就把他们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当刻画垂死的癌症患者时，就尽数剥夺了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这些对比，取自有关这两种疾病的流行神话。当然，许多结核病人死得非常痛苦，而许多癌症患者直到生命终结也很少感到或几乎没有感到痛苦，患结核病和癌症的人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而且也不见得每一个患结核病的人都咳嗽。然而，这种神话却仍然流行。这并不只是因为肺结核是最常见的结核病，人们因此就把结核病想象为某一器官的病，与癌症不同。而是因为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并不适合脑、喉、肾、脊椎以及其他一些部位，尽管结核杆菌同样能分布在这些部位，但它却特别适合那种与肺部有关的关于结核病的传统想象(呼吸、活力)。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斌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耽、直肠、**、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去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里克·希格尔《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死于胃癌或乳腺癌，而是死于白血病—对这种“白色的”或类似结核病的疾病，外科手术对它无能为力)。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结核病和癌症不只是被当作了通常具有(或曾经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把结核病称作“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和恐怖;药石于它无能为力，财富也奈何不了它，而贫穷夸口说能幸免于它……”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说，他已“逐渐认识到结核病……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病，或者不是一种应该享有一个特殊名称的病，而不过是强劲的死亡细菌……”。癌症引起类似的思考。格奥尔格·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一九二三)一书中就癌症提出的非同一般的看法，预示了威尔海姆·赖希后来的观点。格罗德克写道:就癌症提出的所有那些理论中，其中只有一种在我看来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这就是癌症经历数个确定的阶段后导致死亡。我的意思是说，癌症是致命的。从这里你们会得出结论说，我对是否会出现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不抱指望……〔只〕看到了许多所谓的癌症病例……尽管在癌症治疗方面已取得进展，但许多人仍坚持格罗德克所认定的那个等式:癌症=死亡。不过，围绕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隐喻暴露出了这种观念是怎样从十九世纪(结核病是这个时期最普遍的死因)向二十世纪（癌症是这个时期最恐怖的疾病)演化的。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患结核病的梭罗于一八五二年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没有人以思考结核病的方式来思考癌症—把它想象成一种裹着一层光辉的、通常具有抒情诗色彩的死亡。对诗歌来说，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要美化这种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03
有关结核病的神话与有关癌症的神话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被或曾被理解为热情病。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象，“耗人”的热情的意象—--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该意象被倒转过来了，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与范尼·布劳恩彻底分手后，济慈在一八二O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伤心欲绝的信中写道:“即使万一我有望从结核病〕康复，这种激情也会致我于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匾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这些看起来似乎彼此对立的诊断，实际上是同一种观点的大同小异的翻版(在我看来，它们都同样为人们所深信不疑)。这是因为对疾病的这两种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强调活力的不足或障碍。例如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它同样被看作是一种压抑病。纪德的《背德者》中那个情操高尚的男主人公之所以感染结核病与纪德自称的本人经历相似)，是因为他压抑了他真正的自然的性，当米歇尔接受了“活力”时，他便康复了。根据这一故事情节，米歇尔在今天大概就得患癌症了。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压抑带来的报应，结核病也曾被解释成失意带来的恶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谓自由的性生活是预防癌症的良药，这就像从前，人们基于几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给结核病人开出性生活的药方。在《鸽翼》中，米莉·希尔的医生建议她恋爱，作为治疗她的结核病的一种方法;而当她发现她的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顿·邓歇尔与她的朋友凯克罗伊私订终身时，她就一命呜呼了。济慈在一八二O年十一月的一封信中痛苦地写道:“我本该在生病前就拥有她，我亲爱的布劳恩，我本该保持健康。”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此外，这种激情，尽管通常表现为爱情，但也可能是一种*治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英萨罗夫，那个流亡的保加利亚**者，意识到他不能重返保加利亚。在威尼斯一家旅店里，他因思念和沮丧而变得病怏怏的，染上了结核病，随后就客死他乡了。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在这种幻象较早的，比较乐观的形式中，那种遭压抑的情感是性方面的情感;现在，出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转换，对狂暴情感的压抑被想象成癌症的诱因。使英萨罗夫命归*泉的那种受挫的激情是理想主义。而那种人们认为若不排解掉就势必使他们患上癌症的激情，却是肝火。当今不再可能出现英萨罗夫这类人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诺尔曼·梅勒之流的谈癌色变的人，他最近自辩道，要是他不捅上妻子一刀(和发泄“满腔的怒火”)，那他自己兴许已经患上了癌症，“兴许在数年里就一命呜呼了”。这种幻象与当初附着于结核病的那种幻象属同一版本，只是更恶心一点罢了。当今把癌症与受压抑的激情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幻象，大多来自海姆赖希，他把癌症定义为“伴随情绪消沉而来的疾病—这既指生物能的萎缩，又指对希望的放弃”。赖希以弗洛伊德的癌症来阐明他的这种很有影响的理论，据他看来，生性热情却“婚姻不幸”的弗洛伊德患上癌症是始于他渐渐变得情绪消沉的时候:他过着非常平静、安宁、体面的家庭生活，但毫无疑问，他在性方面没有得到太多的满足。他的消沉以及癌症都是这种状况的显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弗洛伊德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步入中年后，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个人快感，他的个人快乐……如果我关于癌症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只要放弃，你只要消沉—然后，你就会萎缩。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经常被引述为癌症与性格消沉之间关系的个案史。但格罗德克把这一理论运用到结核病，把结核病定义为“对寂灭的渴念。欲望必须寂灭，随后寂灭的是体现在呼吸这个动作中的性爱的进进出出和起起伏伏。肺部随欲望一起寂灭……身体寂灭……正如当今有关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样，十九世纪关于结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为这种疾病的病因。这些描述也显示出，随着这种疾病加重，一个人如何变得消沉—--咪咪和卡米尔因否弃自己的爱，被消沉击倒了，死去了。罗伯特·路易斯蒂文森在一八七四年写的自传性随笔《注定的南方》中描绘了结核病人“从生命的热情中恬退隐忍出来”的那些阶段，而据其他人的小说作品中长篇累犊的描绘，明显的消沉正是结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症候。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死得异乎寻常地平静，她在死前几个星期对自已的父参说:’’我的力量在一天天丧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鸽翼》中，我们得知米莉·希尔死时的情形，“她把脸转向墙那一边，结核病被再现成一种典型的顺从的死。它常常是一种自杀。在乔伊斯的小说《死者》中，在格莉塔·康罗伊动身前往修道院的前夜，迈克尔·富里淋着雨，站在她的花园里;她恳求他回家去;“他说他不想活了”，一周后，他就死了。结核病人可能被描绘得富于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绘是，他们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这一幻象的当代升级版本所表现的那样，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欲欠缺的人，或那些肝火不旺的人)。龚古尔兄弟这一对著名的不为感情所动的观察家正是这样解释他们的朋友莫格(《波希米亚生活场景》的作者)所患的结核病的:他死于“缺乏活力，那种使他能够承受疾病磨难的活力”。正如格莉塔·康罗伊向她的“健壮、魁梧”、阳刚、突然产生醋意的丈夫描绘迈克尔·富里时，说他“很文质彬彬”。结核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拉菲尔前派艺术中那些心怀憧憬但神墉气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东西，在爱德华·蒙克所描绘的那些消瘦、两眼无神、患结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变得清晰起来)。对结核病导致的死亡的通常描绘，侧重于情感的完美升华，而患结核病的交际花这一形象的反复出现，暗示着结核病也被认为是一种能使患者变得性感起来的病。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隐喻一样，核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足以运用到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绘某个人(如一个孩子)的死，说他死得太“美好”了，全无性的色彩:这是对那种天使般一尘不染的心理学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描绘性方面情感的方式—为放荡开脱责任，把它归咎为一种客观的、生理的颓废或涣散状态。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04
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哥尔德斯密斯认定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已经广为传播—结核病似乎是一种反痛风病。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雪莱一八二O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明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怏怏则成了荣耀。“肖邦患结核病之咐，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卡米尔·圣桑一九一三年写道.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殿下沿林**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圣桑把艺术家肖邦与那个时代出名的“夺*妇人”(femmefatale)联系起来考虑，是有道理激，正是这位公主的诸多努力，才使疹病流行开来。结核病影晌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结核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我咳个不停!”二十四岁就香销玉损的马利亚·巴什克采夫发表的一度广为传诵的遗作《日记》中写道，“但奇妙的是，它不仅没有使我变得难看，反倒给我增添了一种相称的柔美气质。”曾经作为贵族“夺*妇人”和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的时尚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普通人的时髦。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以“浪漫的情感爆发”为人所知的众多文学态度与色情态度都源自结核病及其隐喻变体。在对结核病初始症状的风格化的描绘中，情感爆发变得浪漫(例如虚弱被转换成柔美)，而实际的情感爆发则被压抑。柔弱的、气息很浅的年轻女子与苍白的、拘楼着身躯的年轻男子争先恐后，惟恐没染上这种(那时)几乎无药可治的、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我年轻的时候，”台尔菲·戈蒂埃写道，“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我难以接受任何体重超过九九磅的人。”(请注意戈蒂埃说的是抒情诗人，他显然认可这一事实，即小说家非得用更粗糙、更笨重的材料构成不可。)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结核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提出，对结核病的浪漫化只不过是这种疾病的文学转化而已，而在该疾病四处肆虐的时代，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诚如今日之癌症。当然，十九世纪的人谁都知道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有臭味(龚古尔兄弟描述他们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时，注意到“床上的腐肉发出的气味”)。不过，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事实上，(年纪轻就)死手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有人或许会提出，这种可怕疾病的现实情形与那些重要的新思想不相称，尤其是关于个性的新思想。然而，有关个性病的观点，是与结核病一道被提出来的，一起被提出的还有这种观点，即只有当人遭遇到死亡时，才会变得更敏感，此外，从围绕在结核病周围的那些意象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个性的现代观点的浮现，这种现代个性观点在二十世纪获得了一种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恋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变得“有趣”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浪漫”一词最初的定义(史莱格尔在一七九八年《论希腊诗歌》一文中，把“趣味性”当作现代—即浪漫一诗歌的理想)。诺瓦利斯在一七九九年到一八00年间所写的那些片断中，有一则云:“健康的理想，只是在科学上才令人感兴趣而已。”真正有趣的是疾病，“它是个性化的一个方面“尼采在《权力意志》岌箕他二西著作中赋予返种观点—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胆也最暖昧的表述，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到某种具体的疾病，但他关于个体赢弱和文化衰竭或颓废的那些著名论断，还是融入了众多有关结核病的陈词滥调，并扩充了这些陈词滥调。浪漫主义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断言疾病能使人变得有个性，变得更有趣。“我看上去病了，”拜仑说，望着镜中的自己，“我宁愿死于结核病。”“为何这么说?”他的一位朋友于一八一零年十月间到雅典拜访他时问道。拜伦答曰:“因为女士们全都会说:‘看看可怜的拜伦吧，他弥留之际显得多有趣啊。”’也许浪漫派带给感受力的主要礼物不是残酷的美学以及疾病之美(如马里奥·普拉茨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暗示的那样)，甚至不是对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种关于“有趣”的虚无而感伤的观点。悲伤使人变得“有趣”。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这就是说，是无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中，那位焦虑不安的母亲从医生那儿确切地知道了奥克塔夫患的根本不是结核病，而是“他那种年龄和身份的年轻人常有的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忧郁”。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瑞士作家、结核病患者亨利·阿米尔一八五二年在其《秘密日记》中写道:灰云低垂，边缘处是稀薄的皱褶，远山上轻霭如缕;大自然失去了希望，落叶飘零四处，像是年轻一代在无法治愈的悲伤中潜然而下的失落的泪影……只有冷杉才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在这充满全宇宙的结核病气氛中荣荣孑立。然而，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悲伤，或者，言下之意是，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染上结核病。在关于忧郁的古代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据四体液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忧郁人物—--或结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尽管结核病可能使济慈和雪莱饱受折磨，但雪莱安慰济慈说，“结核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把结核病与创造性联系起来的这种陈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批评家把文学艺术在当时的衰落归因于结核病的逐渐消失。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么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05
在《死于威尼斯》中，激情导致了那一切曾使古斯塔夫·冯·阿辛巴赫显得出类拔萃的品质的崩溃—--他的理智、他的自制以及他的讲究。随后，疾病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这些品质。在小说末尾，阿辛巴赫徒然剩下一重身份，即成了霍乱的又一个受害者，他的最终的堕落，正表现在他居然屈服于这种为害当时众多威尼斯人的疾病。但当《魔山》中汉斯·卡斯托普被发现染上结核病时，却被认为是一种人格提升。汉斯的病将会使他变得比他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出类拔萃，更加善解人意。在前一部小说中，疾病(霍乱)是对暗恋之爱的惩罚，在后一部小说中，疾病(结核病)则成了爱的表达。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恐惧的来源。与过去那些波及感染区每一个成员的大流行病(腺鼠疫、斑疹伤寒、霍乱)比起来，结核病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它使患者与其区社隔离开来。无论结核病的发病率在人口中有多高，结核病—如当今之癌症—--都似乎总是个人的一种神秘疾病，是一支可以射中任何一个人的致命的箭，它一个接一个地挑选出牺牲品。正如霍乱病人死后的情景，过去，在结核病人死后，作为一种惯例，常常要焚烧死者的衣服和其他一些物品。“那些野蛮的意大利人差不多快干完他们魔*般的勾当了，”在济慈死于西班牙广场附近那个小房间里后两个星期，他的友伴约瑟夫·瑟文于一八二一年三月六日从罗马写信说:“他们烧掉了全部的家具—现在他们正在刮墙皮—换新窗子—新门—甚至换新地板。”然而，结核病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不仅在于它像霍乱一样是一种传染病，还在于它似乎是一种随意而为、不可理喻的“污染”。人们宁可相信结核病是遗传的(想想吧，济慈一家、勃朗特一家、爱默生一家、梭罗一家和特罗洛普一家反复出现结核病)，也宁可相信结核病显示出结核病患者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以类似的方式，人们举出证据说，存在着易患癌症的家庭，癌症中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因素，而全然不顾这一信条，即严格说来，癌症是一种能够侵袭任何一个人的疾病。染上霍乱或斑疹伤寒的人不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为什么是我?”(其含义是“这不公平”)这个问题，却是众多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的人提出的问题。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梅*是另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感染梅*，是一个可预测到的后果，通常是与梅*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着于梅*之上的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种独特的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该病的人格类型(如结核病曾经被认为的那样和癌症当今被认为的那样)。梅*人格类型是指那些已染梅*的人(易卜生《群*》中的奥斯瓦尔德，《浮士德博士》中的阿德里安·勒菲昆恩)，而不是那些有可能感染的人。梅*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结核病这种曾经一度如此神秘的疾病—--正如当今癌症之神秘—--却令人想到要对该疾病作更深刻的评判，既是道德评判，又是心理评判。古代世界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这种上天的审判，要么降临于一个群体(在《伊利亚特》第一部中，阿波罗为惩罚阿迎门农诱拐克莱斯的女儿而让阿凯亚人染上鼠疫;在《俄狄浦斯王》中，因底比斯国王所犯罪行，鼠疫席卷了底比斯王国)，要么降临于某个单独的人(菲罗克戎武斯的脚部恶臭的伤口)。而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结核病和癌症—--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一个人的心灵背叛了他的肉体。“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议。”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致马克斯·勃洛德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结核病时说。或者，一个人的肉体背叛了他的情感，如托马斯·曼后期的小说《黑天鹅》中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公，她天真地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错把实际上是癌症这种绝症症状的大出血当作了月经的重新来临。肉体的这种背叛，被认为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弗洛伊德“开口讲话时……显得很漂亮”，威尔海姆·赖希回忆道，“可后来，正是在这个部位，在他的嘴部，癌症击中了他。我对癌症的兴趣也正始于此。”这种兴趣，使赖希就致命性疾病与受该疾病羞辱的患者的人格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一种看法。就现代对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为。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然而，对流行病的常见的描述，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史家们越是不受这种先入之见的左右，即疾病是对邪恶的惩罚，那他的描述就越发有可能浓墨重彩于该流行病的扩散所昭示出来的那种道德腐败。即便该流行病不被认为是上天对某个群体的审判，但只要从结果一路追溯到源头，它势必就变成了上天对该群体的一种审判，似乎它启动了道德和风尚的不可阻挡的崩溃。修昔底德谈到公元前四三O年雅典爆发的鼠疫如何造成了混乱和无法无天(“及时行乐的作风取代了荣誉感与得体的举止”)，又如何腐化了语言本身。薄迎丘对一三四八年大鼠疫的描述—见《十日谈》前几页—所持的观点不外乎是:佛罗伦萨的公民们行为太不检点。与这种描绘在流行病引发的惊恐中忠诚和爱情如何分崩离析的充满轻蔑意味的文字不同，有关现代疾病的描述—--在这类描述中，上天的审判落在了个人头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头上—--似乎过于忽视这一事实，即人们是多么可怜地被告知他们将不久于人世。致命的疾病一直总是被视为一种对道德人格的考验，但在十九世纪，谁都极不情愿让谁通不过这种考验。那些有德之人在滑入死亡之路时只是变得更加有德而已。这已成为小说中描绘结核病患者的死亡时采用的惯例，与之相配套，是对结核病的锲而不舍的灵性化，以及对结核病的恐怖景象的感伤化。结核病为那些道德沉沦者提供了一种获得救赎的死法，如《悲惨世界》中的年轻妓女芳汀，或者为那些有德之人提供了一种献身的死法，如塞尔玛·拉格勒夫《幽灵战车》中的女主人公。甚至那些极有德行的人，当染上这种疾病而命在旦夕时，他们的道德境界就飞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天里恳求她的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释放他的奴隶。在《鸽翼》中，米莉·希尔一旦获悉她的追求者原来是一个财产追逐者后，就立了一份遗嘱，写明把财产留给他，随后就撒手人寰了。《董贝父子》中说:“从某种潜在的、自己还不十分明了—--如果说不是全然不解的话—--的情理中，保罗感觉到，他对那儿几乎所有的物和人，都萌生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温情冲动。”对那些不被这么感伤地加以描绘的人物来说，疾病被看作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伊凡·伊里奇用谎言来掩盖他的沉病—--他患了癌症，却对妻儿只字不提—而这些谎言使他意识到他整个的一生无非是一个大谎;在他弥留之际，平生第一次，他变得诚实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一九五二)中，那个年届六旬的公务员在获悉自己的胃癌已到晚期后，辞去了工作，投身到邻近一个贫民窟的事业，反对他曾为之效劳的衙门。只有一年可活了，渡边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06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随着赋予疾病(正如赋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亨利森《克莱西德的遗嘱》中的克莱西德的麻风病以及《危险的关系》中的德·梅托耶夫人的天花，都暴露出了美丽的撒谎者的真实面目—--一种最不经意的显露。在十九世纪，疾病之适于患者人格如同惩罚之适于罪犯的观点，被疾病乃人格之显现的观点所取代。疾病会受到意志的挑战。“意志显示自身为有机体，”叔本华写道，但他否认意志本身会出问题。要从疾病中康复，就得依靠意志，意志“为了收复〔身体的〕反叛势力而获得了专横的力量”。比叔本华早一代，有一位名叫比夏的伟大的医生，他曾采用过类似的意象，把健康比作“诸器官的平静状态”，而疾病则是“诸器官的反叛”。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格罗德克把疾病描绘成“一种象征，一种内部发生的事态的外现，是那个‘它’上演的一场戏剧……”根据前现代有关均衡人格的理想，情感发泄理当有所节制。行为与行为的潜在不节制性之间，存在着界限。因而，当康德把癌症当作修辞手段使用时，癌症就似乎变成了情感过度的一个隐喻。“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可救药，”康德在《人类学》(一七九八)中写道，并补充说，“激情是……不幸的情态，它孕育出众多的邪恶。”这使人联想到古代在癌症与妊娠之间建立的那种隐喻性关联。当康德把激情(这就是说，极端的情感)比作癌症时，他无疑利用了前现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以及浪漫派出现前对激情的一种评价。不久，人们将以肯定得多的方式看待激烈的情感。“世上再也没有谁像爱弥尔那样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卢梭说—他把这句话当作一句赞美之辞。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么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人们不再在温和的情感与过于强烈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隐蔽的情感与那些被显现出来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欲而不为，疫疾生焉，”布莱克写道—--此为其大胆放肆之《地狱哉言》中之一则。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已(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那种不动感情的现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中有其先驱者(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这些先驱者仍然还是英雄—--率性鲁莽，心有块垒，自暴自弃，为自己感觉的无能而痛苦(甚至他们那些阴郁的、仅仅耽于自我感觉的后裔们，如萨特《恶心》中的罗昆廷和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也似乎困惑于自己的感觉无能)。充斥于美国当代小说中的那种处世消极、情感漠然的反英雄形象，是刻板乏味的人，或者是耽于淫乐而又无情的人;他们不自暴自弃，而是谨小慎微;既不情绪波动，不鲁莽冲动，也不残酷无情，他们只不过与世疏离罢了。依据当代有关癌症的神话，他们是癌症的理想人选。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内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格罗德克写道，“他就是该疾病的病因，我们用不着从别处寻找病因。”“杆菌”在格罗德克所开列的那份纯粹“外在病因”的名录中高居首位—随后是“寒冷、暴食、暴饮、劳作以及其他种种病因”。他坚持认为，“正因为察看我们的内部会引起不快”，所以医生们情愿“以预防、消*等方式来对付外部病因”，而不正视那些真正的、内在的病因。卡尔·梅宁格最近表述道:“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据认为，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自爱能力，这种自爱能力已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或已遭到了削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于一九二三年去世前一年，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糟透了……疼痛难忍，虚弱，等等。我什么也做不了。虚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在我治好我的病以前，我必须先治好我的自我……必须把它分开来治，而且事不宜迟。我老不见好，它才是根本的病因。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曼斯菲尔德不仅认为“自我”是致使她催病的病因，而且认为，只要她能治好“自我”，她就有可能治好已入膏育、毫无指望的肺病。不论是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藉以判断人格与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么，患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这种轻蔑感，在格罗德克、赖希以及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众多著作家的观点中屡见不鲜。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咎归之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在奥登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首诗里，有一位吉小姐，她“从那对恩爱夫妻身边走过”，“躲开自己的目光”。结核病人或许可能是一个反叛者或一个不适应社会的人;癌症人格则被以简单得多的方式加以看待，而且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意味，人们将其视为生活的一个失败者。拿破仑、尤里西斯·s·格兰特、罗伯特·a·塔夫特和休伯特·汉弗莱都患有癌症，其患病原因被诊断为*治上的失败和鸿鹊之志的委顿。而对那些虽死于癌症却较难归类于失败者行列的人，如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则有另外一种诊断法，说他们患上癌症，是对他们终生否弃本能的那些行为施加的可怕惩罚(几乎没有人想得起兰波也死于癌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种偏爱济慈、爱伦·坡、契诃夫、西蒙娜·韦伊、艾米莉·勃朗特和让·维戈的疾病，则既被当作神明的显现，又被当作对失败的裁决。07
与结核病比起来，癌症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疾病，这也许是因为毫无浪漫可言的抑郁之感业已驱散那种有关忧郁的浪漫观念。“不难发现，美之事物若要臻于完美的极致，一种适宜的忧郁情调总是不可或缺，”爱伦·坡写道。但抑郁却是那种去掉了忧郁的魅力的忧郁—这魅力便是生机和冲动。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都在支持这种有关癌症的情感病因的理论，几乎过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出现一篇新的文章，向普通公众或别的什么人宣布癌症与痛苦情感之间存在着具有科学依据的关联。人们引述调查结果—多数文章参照了这些调查结果—--说在被调查的数百名癌症患者中，据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压抑或是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并因父母亲、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离别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同等数目的未患癌症的人中，大部分人也会称自己情绪低落，曾遭受过精神创伤:这被称为“人类状况”。对这些个案史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直率的语言，充满了绝望的意味，充满了对孤独自我及其老是不甚满意的那些“关系”的不满之词和困惑之语，分明打上了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烙印。这正是众多美国人现在用来描绘自身的语言。十九世纪的一些医生所做的调查显示，癌症与那个时代的牢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与那些无一例外地称自己自幼年起就一直有疏离感和孤独感的当代美国癌症患者不同，维多利亚时期的癌症患者谈到的是生活的忙碌、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重负以及丧亲的痛苦。这些患者不像当今美国的癌症患者那样对自己的生活大发不满之词，不去思考“有意义的关系”带来的那些满足感到底是何性质，建立这种关系是否可能。医生们从他们的癌症患者的忧伤、焦虑(最常见于生意人和大家庭主妇)、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突然逆转的运气以及繁重的工作中寻找癌症的病因或容易引发癌症的因素—或者，如果患者是事业有成的作家或*治家，就从其忧伤、愤怒、用脑过度中去寻找，从那种与勃勃野心形影相随的焦虑中去寻找，从公共生活的压力中去寻找。据认为，十九世纪的癌症患者是因活动过量和情感过度而患上癌症的。他们的内心似乎充满了不得不加以抑制的情感。作为预防癌症的一项建议，一位英国医生劝告他的患者们“要避免过度消耗精力，要泰然面对生活的不幸;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任何悲伤”。这类斯多葛式的建议现已被取代，开出的新处方是自我发泄，包括从倾诉疗法一直到尖叫疗法等一系列疗法。一五年，波士顿的一位医生告诉“那些患有明显良性**肿瘤的人保持心情愉快的好处”。今天，这种建议会被看作是在鼓励某种形式的情感分裂，而情感分裂如今被认为容易使人患上癌症。在对癌症的心理方面的原因的通常描绘中，往往搬用自盖伦以降的古老权威人士的话作为证据。盖伦(公元二世纪人)认为“忧郁的妇女”比“乐观的妇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他所说的忧郁，是指一种具有复杂的性格方面症状的生理状态;对我而言，这个词仅指一种心理状态。外科医生阿斯特莱·库柏爵士一八四五年说:“悲伤和焦虑”是乳腺癌“最常见的病因’。但十九世纪的这些观察与其说支持了还不如说动摇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些观念—--对十九世纪的那种躁狂症或躁狂一--忧郁症的人格类型的描述与对当今心灰意冷、自我憎恨、情感冷漠的癌症人格的描述正好相反。就我所知，那些相信化学疗法和免疫疗法对治疗癌症有疗效的肿瘤学家，没有谁参与到对某种所谓特定的癌症人格的虚构中。不用说，那种认为忧虑能影响免疫功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疾病免疫力的下降)的假说，与情绪导致疾病的观点几无共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什么证据，更别提那种认为某种特定的情绪导致某种特定的疾病的观点了。当今有关现代癌症人格类型的臆测，可在十九世纪有关结核病的著述中找到其真正的源头和对应表述，在这些著述中，以相近的术语加以表述的同样的理论一直以来颇有市场。纪登·哈维在他所著的《英国病》(一六七二)中称，“忧郁”和“脾气暴躁”是诱发结核病(他用了一个隐喻来称呼结核病—--“侵蚀”)的“惟一原因”。在一八八一年，即罗伯特·柯赫发表论文宣布发现结核杆菌并指出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首要病因的前一年，一本标准的医学教材开列出结核病的诸种病因:遗传因素、不利的气候、足不出户的伏案生活、通风不畅、阳光不足以及“情绪抑郁”。尽管这一条目在该教材再版时不得不加以修改，但要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观念才会失去可信度。卡夫卡在一九二O年致米莱娜的信中写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过是我的心理疾病的漫延而已。”情绪导致疾病的理论被应用于结核病，到二十世纪仍然相当流行—--直到最终找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才告寿终正寝。这种理论在当今的时髦应用—--它把癌症与情绪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可能像当初它被应用到结核病上一样站不住脚。根据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的描述，在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瘟疫肆虐的英格兰，人们普遍相信“快乐的人不会感染瘟疫”。在传染的性质被弄清之前，愉快的心态能够抵御疾病，对各种传染病而言，这种幻象都可能甚为流行。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么什么，或，它是什么什么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么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至少，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08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épreuse)这个词。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从“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这个名词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这个形容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它的比喻意义是“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页）；另一个派生词“伤风败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恶劣的”（第一五三一页）。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在过去，这类夸张的幻象经常被附着于那些作为群体性灾难的流行病上。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那些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疾病，是梅*、结核病和癌症——这些疾病被想象成显然属于个体的疾病。梅*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在为自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部评论比利时的书所作的笔记里，波德莱尔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化了。就梅*是一种腐化道德和损害身体的传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的辩论言论中，变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威尔海姆·赖希在一九三三年指出：“对梅*的非理性恐惧，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治观及其反犹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尽管赖希意识到《我的奋斗》令人厌恶地一再提到梅*，从而把性和*治的恐惧影射到这种疾病上，他却从未想到他自己反反复复把癌症作为现时代的各种灾祸的隐喻来使用，又把多少东西影射到了癌症上。实际上，作为隐喻，癌症可比梅*延伸到更广的范围。作为一个隐喻，梅*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的遗传（易卜生的《群*》），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查尔斯-路易·菲利普的《蒙巴那斯的布布》，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些，都充满了对梅*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梅*是一件最恐怖的礼物，由一个可能对自己的梅*一无所知的传送者“传给”或“带给”一个对传送者毫无疑心的接受者。与此不同，结核病却被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折磨，病因也多种多样——这就像当今，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癌症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可另一方面又大多承认癌症的病因是多重的。众多的因素都被认为应对癌症负责，诸如环境中诱发癌症的物质（致癌物）、基因构成、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降低（因先前患过病，或遭受过情感折磨）、性格倾向等。许多研究者认为，癌症不是只有一种，从临床上说，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癌症，每一种都得单独研究，而最终探索出来的治疗方法将是一系列不同的疗法，每一种疗法对应于一种癌症。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用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一样），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因此，波德莱尔于一八五二年在《异教徒学校》一文中指出：“对艺术的疯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梅*被看作是一种被动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种纯属偶然的灾难。结核病曾被看作是一种活力方面的疾病，意志方面的疾病，癌症现在也被这样看待。对精力和情感的焦虑，对它们造成的灾难的恐惧，全都被附着于这两种疾病。患结核病，被认为显示了活力的缺乏或活力的误耗。“太缺乏活力……体质上也太弱。”——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如是描绘小保罗。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结核病是一种低能量（以及被强化的敏感性的）疾病的观点，在赖希关于癌症是一种未发泄出来的能量（以及情感麻痹）的疾病的观点中得到确切的补充说明。在一个创造性似乎无所限制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太多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对能量不允许被发泄出来的焦虑。正如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匮乏经济学的理论一样，十九世纪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反映出早期资本主义对于积累的态度。人们那时只拥有有限的能量，得“用在刀刃上”（在十九世纪的英语俚语中，性高潮体验被说成是“丢了”，而不是当今所说的“来了”[插图]）。能量，正如储蓄，会因胡乱支出而耗尽、耗空或用完。身体将因此而开始“销蚀”自身，患者将“耗尽”。用来描述癌症的语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肿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根据教科书的说法，癌细胞是一类排除了那种“限制”生长的机制的细胞（由于一种所谓“接触限制”的机制，正常细胞的生长是“自我限制的”）。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插图]、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像精神错乱一样，结核病被理解成一种偏执：是意志的失败，或是情感过于强烈。不过，不管结核病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它总能唤起同情。就像当今的心理疾病患者一样，结核病患者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充满自暴自弃的冲动的人。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医生们致力于使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他们开出的处方与当今开给心理疾病患者的开明处方异曲同工：宜人的环境、远离压力和家人、健康的饮食、锻炼以及休息。但对癌症的那种理解，却支撑着那些与此迥然不同、明显充满野蛮色彩的治疗观念（经常从医生和患者嘴里听到医院的俏皮话是：“比起癌症本身来，治疗要糟糕得多。”）。根本就不可能有娇惯癌症患者这回事。既然患者的身体被认为受到了攻击（“入侵”），那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反击。在对癌症的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上并不是取自经济学，而是取自战争语言：每一位医生，每一位留意的患者，全都熟悉这种*事术语，即便他们或许不习惯这种*事术语。于是，癌细胞不徒“增生”而已；而且，它们具有“侵犯性”（正如某本教科书所表述的那样：“恶性肿瘤即使生长非常缓慢，也在入侵［其他身体组织］。”）。癌细胞在推行“殖民化”，从其最初所在的肿瘤，一直推进到与肿瘤相距甚遥的身体其他部分，它们先是建立一些小小的前哨（“微小转移”），尽管这些前哨的确切位置不能被侦察到，却肯定存在。身体的“防卫阵地”的力量不足以消灭那种已建立自己的血液供给线、由数十亿破坏性细胞大*组成的肿瘤。不管外科手术的介入如何“猛烈”，不管对身体地形进行多少次“扫描”，缓解大多是暂时的；预计“肿瘤入侵”将卷土重来，或者，那些捣蛋的细胞将最终集结起来，对肌体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事风格。放射疗法使用了空战的隐喻；患者被放射线所“轰击”。化学疗法是化学战，使用了有*物。[插图]治疗的目的是“杀死”癌细胞（同时希望不危及患者本人的性命）。患者被告知，甚至三番五次地被告知，治疗具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化疗的痛苦”是一种屡闻不鲜的说法）。健康细胞的被损害或毁坏在所难免（确实，用来治疗癌症的某些方法本身就能引发癌症），不过，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对身体的几乎任何损害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当然，这种疗法经常不见效(正如以下这句话里包含的那种意思：“为拯救本苏克，我们不得不摧毁它。”）。除了身体，一切都考虑到了。随着细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为疾病的载体，*事隐喻在医学中第一次获得了广泛使用。细菌据说能“入侵”或“渗透”。然而，这种以包围、战争等词汇来描述疾病的言谈方式，因癌症而在今天获得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明确性和权威性。不仅该疾病的临床过程及其医学治疗被如此描述，而且该疾病本身也被视为敌人，整个社会将对其发起进攻。近来，针对癌症的战争听起来像是一场殖民战争——*府为此投入同样巨额的资金——在殖民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的那十年间，这种*事化的修辞也似乎放起了回火枪。对治疗效果的悲观主义看法在医生们中间逐渐抬头，尽管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化学疗法和免疫疗法已取得巨大进展。那些负责报道“对癌症的战争”的记者们，时不时地提醒公众要区分官方的夸夸其谈与实际存在的严酷事实；数年前，一位科普作家发现，美国癌症学会宣称癌症可被治愈，治疗方法业已取得进展，令人“联想到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以前的那种越南战争乐观主义”。然而，对环绕癌症的那些浮词巧语持怀疑态度是一回事，而对众多孤陋寡闻而又执意认为癌症治疗方法并无显著进展、癌症并非真能治愈的医生表示支持，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癌症机构的庸人们不知疲倦地欢呼即将到来的对癌症的胜利，而众多癌症专家却持一种职业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说起话来，倒像是那些陷入漫长的殖民战争泥潭中的充满厌战情绪的*官们——在有关癌症的这种*事修辞中，此乃两种孪生的变体。随着癌症意象延伸进了越来越宏大的战争图式，随之产生了其他变体。正如结核病被表现为意识的精神化，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或消弭（被一个无知的“它”所沉压或消弭）。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值得注意的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卖力地推广这套癌症心理学理论的赖希，居然也在生物圈里发现了某种与癌症对等的东西：存在着一种致命的放射能。它存在于大气中。你可以在诸如盖革计数器等仪器上发现它的踪迹。它具有沼泽似的性质……淤滞的、有害的水既不流动，也不新陈代谢。癌症也是如此，起因于肌体生命能之流的淤滞。赖希的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自身连贯性。随着癌症的隐喻用法获得了可信度，癌症越来越被看作是赖希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宇宙病，是肌体所接纳的所有那些破坏性的、异己的力量的象征。赖希的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自身连贯性。随着癌症的隐喻用法获得了可信度，癌症越来越被看作是赖希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宇宙病，是肌体所接纳的所有那些破坏性的、异己的力量的象征。结核病是源自病态的自我的病，而癌症却是源自他者的病。癌症依据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而逐步展开:是“异己的”或“突变的”细胞的入侵，其力量比正常细胞要强大(如《盗尸者的入侵》、《难以置信的萎缩人》、《疙瘩》、《物》中的情形)。一个常见的科幻小说情节是:发生了突变，要么是外太空的异形物来到了地球，要么是人类自身中偶然发生了异变。癌瘤可以被描绘成已经大获全胜的一种突变，而突变现在成了有关癌症的一个主要意象。作为癌症的一种心理起源说，赖希所提供的这幅意象—能量受阻，不被允许向外释放，因而只得返回自身，迫使细胞处于疯狂状态—--已经成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素材。而赖希提供的另一幅意象，即大气中存在着死亡—--所谓死亡，乃指一种致命性的能量，它在盖革计数器上可观测到—--则显示出科幻小说中有关癌症的意象(癌症是这么一种疾病，它由致命性射线所导致，又以致命性射线来疗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癌症的集体梦魔。起初是这么一种恐惧，即担心自己暴露在原子射线中，会导致下一代的基因突变;但是，随着统计资料开始显示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幸存者及其后代中癌症患病率大大偏高，这种恐惧就被另一种恐惧所取代了。癌症成了那些拥有极其可怕的能量的东西的一个隐喻;这些能量最终将损害自然秩序。在托马索·兰多菲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故事里，那艘太空船被称作“癌症女王”(在结核病隐喻的范围内，难得找到这么一位作家，他居然会为一艘无畏级战列舰想象出“房病女王”这个名称)。当癌症还没来得及被当作潜伏于自我深处的某种心理之物而好歹对付过去时，就被大加夸张，并被投射进了一个隐喻，来喻指最强大的敌人以及最远大的目标。因而，尼克松为了与肯尼迪当初所许下的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那个许诺一决高低而夸下的那个海口，恰好是“战胜”癌症的许诺。两者都是充满科幻小说色彩的冒险。与设立太空计划的立法相对应的，是一九七一年通过的《联邦癌症法案》，该法案并不去正视那些能使造成污染的工业经济得到控制的切实可行的决议—--它只有一个大目标:治疗。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如今，癌症所效劳的，却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世界观，一种有可能转变成狂想症的世界观。癌症经常被认妖魔附体的一种形式—--肿瘤是“恶性的”，或者是“良性的”，像是各种势力—--众多的癌症患者被吓破了胆，忙不迭地去寻找信仰疗法师，好祛除身上的妖魔。以团体的形式支持诸如苦杏仁普之类有危害性的秘方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一些极右团体，对这些团体的充满偏执狂色彩的*治来说，一种有关癌症奇迹治疗法的幻象，以及一种对不明飞行物之存在的信念，是不无用处的补充(约翰·伯奇学会发行了一部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影片，片名叫《无癌的世界》)。对那些思想更复杂一些的人来说，癌症标志着受到伤害的生态圈的反叛:是大自然对一个邪恶的技术统治的世界的报夏，那些拿给普通公众看的粗略的统计数字，诸如百分之九十的癌症是“因环境造成的”，或者因饮食不当和吸烟而患癌症去世的人占癌症患者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既唤起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又引发了毫无理智的恐慌。伴随着这种数字游戏的(任何此类有关“所有癌症”或“所有患癌症而死亡的人”的统计数字都难以站住脚)，是一长串我们原先用之不疑、现在却被发现有致癌性的产品的清单，如烟卷、染发剂、熏肉、糖精、用激素喂养的家禽、杀虫剂、低硫煤等等。X光是致癌的(原本用来救治人的东西反倒成了致人于死地的东西);同样，来自电视机、微波炉和荧光钟面的射线也是致癌的。正如梅*一样，当下的一次无知或随意的行为—或暴露〔在有害射线中〕—都可能造成未来的悲惨后果。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众多产业工种的产业工人的患癌率很高。尽管隐藏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的导致癌症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然而，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许多癌症可以预防。但是，癌症并不仅仅是工业**所带来的一种疾病(例如阿卡狄亚地区也存在癌症)，也肯定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罪孽(俄罗斯人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但其污染却甚于我们)。当今广为流传的把癌症视为工业文明的一种疾病的观点，与那些极右团体的“无癌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破坏分子的世界)的幻觉一样，在科学上都站不住脚。两者都建立在一种错误感觉上，即癌症分明是一种“现代”疾病。中世纪对瘟疫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人们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结束，大屠杀就立刻停止了）。而就现代疾病而言，就不那么容易把替罪羊从患者本人身上分离出去。但随着这些疾病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它们同样也吸纳了传染疾的一些隐喻（那些仅仅被看作是流行病的疾病，作为隐喻，越来越派不上用场，譬如人们几乎全然遗忘了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间的那场流行性感冒，就是一个明证，在那场流行性感冒中，死去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死去的人还要多）。如今，说癌症是因“环境”所致，就如同过去——现在仍是如此——说癌症是因情绪失调所致一样，都已成为老生常谈。过去，结核病被认为与污浊有关（弗罗伦丝·南汀格尔认为结核病是“因居所龌龊空气所致”），而现在，癌症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的污染导致的一种疾病。结核病曾被看作是“白瘟疫”。现在，由于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他们开始认为，存在着一种癌症“流行病”，或者是癌症“瘟疫”。09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以“*体”内部之感染这一--常见的隐喻形式为本，莎士比亚发明了许多隐喻变体—不用费神在“传染”、“感染”、“脓肿”、“疮”、“溃疡”和我们称作“瘤子”的那种东西之间进行细分。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特殊的疾病被拿来充当一般疾病的样本;任何疾病都没有自身独特的逻辑。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此类隐喻对现代那种认为存在一种特定的主导疾病的观念没有影响，在这种现代观念中，健康本身成了颇有争议的东西。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之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在《茶花女》中，当艾尔弗雷多赢得了维欧莱塔的芳心后，就随即把她从邪恶、不健康的巴黎迁到了有益于健康的乡下:立刻，她就康复了。而当维欧莱塔离开乡村，重返城市，就等于放弃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运已经注定，结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癌症隐喻将离弃城市这一主题扩展了。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作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在《活的城市》(一九五八)中，弗兰克·利奥伊德·赖特将早期城市与现代城市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早期城市是一个健康的肌体(“那时的城市无害于健康”)。他说:“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的切片。’”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写道:“隐修的生活方式，譬如曾经出现于西班牙并仍见于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对文明来说，是一种结核病。它弃绝生活。它轻易地减少人口。幽闭，阉割。它是欧洲的灾祸。”毕夏在一八00年把生命定义为“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比，将转换成生与病之间的对比。疾病(被等同于死亡)成了生命的对立物。葛兰西在一九一六年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谴责那种把文化看作百科全书似的知识的思维习惯……这种形式的文化被用来创造那种苍白的气喘吁吁的唯理智论……它业已产生了一大群夸夸其谈的人和做白日梦的人，他们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要甚于结核病或梅*细菌对身体的美和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在一九一九年，曼德尔斯塔姆写下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赞美之辞:“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就如同使嗓子变得干净、呼吸变得有力、肺部真气充盈;这种诗歌必定是健康的，对结核病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在当代，还不曾出现比这更健康的诗歌。它就像是在喝过了美国听装牛奶后再去品尝koumiss(俄罗斯乳酒)。”……秩序是*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体比作有机体是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曱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大体来说，这种诊断总还是乐观的。按理，社曱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当马基雅弗利使用某个疾病意象时，其假定前提是:该疾病可治愈。“疹病，”他写道:“在发病之初易于治疗，却难以发现;而如果它既没有在合适的时候被发现，又没有依据正确的原理加以治疗，那它就会变得易于发现，却难以治疗了。国曱家大事亦莫不如此，在它们降临前，惟才智之士早有预见，因而，它们所滋生出的邪曱恶就能迅速被祛除;但是，若缺了这份先见之明，那国曱家大事就将陷入病祸中，以致恶化到这种地步，即谁都看出了问题，却再也没有回天之术。”马基雅弗利援引结核病，是把它当作一种只要及早发现(在症候几乎尚未显露之时)就可被治愈的疾病。只要有一种恰当的预见性，那么疾病的进程并非不可逆转;对*体曱内发生的混乱来说，也是如此。马基雅弗利提曱供的这个疾病隐喻，与其说是关于社曱会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治曱国术(被看作是一种治疗术)的:正如要控曱制恶曱疾，少不了深谋远虑，要控曱制社曱会危曱机，亦需要先见之明。它是一个有关预见的隐喻，也是对预见的呼曱吁。在*治哲学的主流传统中，把国家失序类比为疾底，是为了以此来敦促统曱治者追求更为理性的*曱策。“尽管造化所限，一切终归消亡，”霍布斯写道:“但是，如果人们运用他们自诩拥有的理性，那么他们的共同体将会获救，至少，不会亡于内部的疾病……因而，当共同体不是因外部幕力、而是因内部混乱而走向解曱体时，其责不在臣民，他们不过是些原材料而已;而在君王，原材料的塑造者。”霍布斯的观点决无宿命色彩。统治者有责任、亦有能力(通过运用理性)去控曱制混乱。对霍布斯来说，谋杀(“外部暴力”)是一个社曱会或机曱构消曱亡的惟一“自然”方式。而因内部混乱—类比为疾病—而归于消亡，则是自曱杀，而这大可避免:它是意志导致的一个行为，或更确切地说，是意志的失败(这就是说，理性的失败)导致的一个行为。疾病隐喻被运用到*治哲学里，是为了以强化的效果来呼曱吁人们作出理性反应。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看重医学智慧的这么一个方面，即当某种恶疾尚处于相对容易控曱制的阶段时，及早根治甚为关键。疾病隐喻也可以被用来敦促统曱治者去获得另一种先见之明。一七0八年，沙夫茨伯里勋爵写道:“必须让人类的某些体曱液有发曱泄的机会。就其自然本性来说，人的思想与身曱体全都屈从于骚曱动……正如血液中存在着一些奇特的酵素，在众多的身曱体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发曱泄……倘若医生们费曱尽曱心曱机地去平息身曱体的骚曱动，去阻断这些已经处于此种喷曱发状态的体曱液，那他们就不是在提曱供治疗，而可能是在不遗余力地引发一场瘟曱疫，把春天的疟疾或秋天的暴饮暴食恶化成了一种恶性的流行性热病。他们无异于*体中那些非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心理喷曱涌的庸医们，这些庸医在疗治迷曱信疹痒症和拯救灵*于狂曱热传染症的堂皇托词下，使得整个自然都陷入骚曱乱中，硬是把青曱春曱期冒出来的那么几处红斑，恶化成了狂曱热炎症和道曱德坏疽。”沙夫茨伯里的观点是，容忍一定量的非理性(“迷信”、“狂热”)，是理性的，而严厉的压制措施却可能使混乱恶化，而不是使其得到整治，实际上把本来不过令人厌恶的东西恶化成了一场灾曱难。对*体不应该过曱度施以药石;不应该为每一种混乱都寻找到一剂药。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曱制的。在现代，*治修辞中对疾病意象的运用，包含着另外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可就不那么温和了。现代有关革命的思想削弱了疾病隐喻的那种古老的、充满乐观色彩的用法，因为它基于以下这么一种判断，即现存的*治境况处于始终如一的严峻状态。约翰·亚当斯在一七七二年十二月的日记中写道:“我眼前的前景……非常黯淡。我的国家深陷于不幸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所寄……整个民族因争斗似乎已耗尽了元气，而中曱饱私囊、奴颜脾膝和卖淫缥娟像癌症一样侵蚀和扩散。”从此，*治事件大多开始被定义为史无前例的，激进的;到后来，则无论是民众骚乱，还是战争，事实上全都逐渐被看成了革命。正如人们可能料想到的，现代意义上的疾病隐喻并不是伴随美国革命而进入其全盛阶段的，而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在保守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作出的反应中。在《对法国大革曱命的反思》(一七九O)中，爱德蒙·伯克把法国大革曱命与早些时候的战争以及民众骚动作了一番对比，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一个全新的特征。在此之前，不管发生怎样的灾祸，“国家的……机曱构，不论怎样被毁坏，却依然存在”。但是，他对法国人说，“你们目前的混乱，像中风一样，毁掉了生命本身的源泉。”正如古典的城邦理论紧步四体液说的后尘一样，现代*治思想也为现代有关疾病的观念所补充。疾病等于死亡。伯克援引了中风(以及“一种腐蚀记忆的恶性溃疡”)。重点很快转移到了那些令人厌恶的或具有致命性的疾病上。此类疾病不能控曱制，或不能治疗;它们只能被攻击。在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九三年》(一八七四)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郭文为革命开脱责任，尽管革曱命造成了流血，这当中也包括自己行将面曱临的处决:“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文明处在瘟曱疫的魔爪中;而革曱命的暴风受命前来拯救。也许，它别无选择。试问，它还能采取别的方式吗?它被委以扫曱荡疾病的重任!面对这场可怕的传染，我理解了革曱命风暴何以如此猛烈。”这并非最后一次，革命暴力的正当性被置于这一基础上，即社会患上了某种恶性的、可怕的疾病。在现代*曱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曱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曱恶的标志的标志，某存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现代极曱权主曱义运曱动，无论是右曱派的，还是左曱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曱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曱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曱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曱*患者。欧洲犹曱太曱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曱*，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曱产主曱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曱大曱林主曱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曱*和癌症。对*曱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采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曱治事曱件或一种*曱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治事件或这种*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刺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入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帮”垮台的次年—--译者」，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约翰·迪安在向尼克松说明水门事件的原委时说道:“我们内部潜伏着一个瘤子—--位于总统直属机构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正在长大。”阿拉伯人的论辩文章里惯用的那个隐喻—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过电台听到—是把以色列说成是“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或“中东的瘤子”，而当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极右势力围攻塔尔扎塔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一位官员却把该难民营说成是“黎巴嫩躯体上的一颗瘤子”。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因此，尼尔·阿奇森在一九六九年写道，斯兰斯基事件“曾是—现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民族的躯体上一颗硕大的瘤子”;西蒙·雷斯在《中国皮影》中，谈到“毛主义的癌瘤，它正在一点点侵蚀中国的面容”;D"H·劳伦斯把自读称作“我们文明中隐藏得最深、也最危险的癌瘤”;在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最感绝望的时刻，我也曾写下这样的句子:“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比较一下癌症隐喻和坏疽隐喻，将不无启发。坏疽具有与癌症相同的一些隐喻属性—如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扩散，它令人厌恶，等等—它似乎可以负载在被辩论家挑中的任何事情上。的确，它曾经被用在了一场重大的道德论战中，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那场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论战;那本旨在揭露这种酷刑的著名的著作，书名就叫《坏疽》。不过，在癌症隐喻与坏疽隐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对坏疽来说，病因是清楚的。它是外来的(坏疽可由外部擦伤恶化所致);而癌症被认为是神秘的，是一种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既可以是内部的病因，又可以是外部的病因。其次，坏疽并不是那种遍及全身的病灾;它经常导致截肢，却不经常导致死亡;而就绝大部分癌症病例而言，癌症被认为导致死亡。是癌症一直保持着最偏激的疾病隐喻的地位，而不是坏疽，也不是瘟疫(尽管像阿尔托、赖希、加缪这些彼此非常不同的作家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尝试，想把瘟疫当作最阴森、最具灾难性的事物的隐喻)。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只要如此之多的带有*事色彩的夸张之辞仍附加在癌症的描述和治疗上，那用它来隐喻“热爱和平”，就尤其不合适了。当然，有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有关癌症的那种话语会发生变化。当癌症最终被弄清，当治愈率大幅升高，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随着新的治疗方法的进展，它已经在改变。随着癌症治疗中化学疗法越来越取代放射疗法，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一种效用已获证实的补充疗法）似乎有可能在免疫疗法中找到。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些圈子里的医生们致力于强化身体对癌症的免疫力。随着治疗语言由侵略战争的*事隐喻变成描述身体“自然防卫”的隐喻（称作“免疫防卫系统”，或完全抛开*事隐喻色彩，称作身体的“免疫能力”），癌症将部分地非神秘化；至此，才可能把别的事物比作癌症，而其意不再是提供某种具有宿命色彩的诊断，也不再是呼吁人们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某个致命的、阴险的敌人。到那时，把癌症当作隐喻来用，在道德上也许才行得通，而不像现在这样。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往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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